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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的乔家发家史

发布时间:2019-09-06 12:1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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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 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升昌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升昌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

  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 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守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结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子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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