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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08-10 06:5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 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 310万银两,其中 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 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 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拔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 220万两,匀作 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 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 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 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 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 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官款汇兑到禁止到开放,一方面确实存在票号对官僚与政府当局的公关利益输出等外部因素。但从内因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不断完善、提升的票号金融服务与票号水平满足了官僚与政府的需要。而政府与官僚对票号的倚重,又提升了票号的信誉水平与品牌实力。如1862年票号汇兑官款的首次开禁,就是由于捻军由安徽进入河南活动,截断了南北大路,广州百万两京饷无法上解,“部库存款无多”的窘局给逼出来的,户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责令两广总督“设法办理,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总期妥速解到,以应要需”,最终选择了“令票号汇京交库”的捷径。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号在发挥自身独有的汇兑功能,为各省汇兑资助太后西巡款项,也为宫廷解了燃眉之急,让宫廷内外耳目一新,赢得清政府的赞许与业务准入政策,创造出业务的极盛与品牌的辉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汇兑中,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禁汇风波,而始终禁而不绝,禁而复发,票号穿透专制制度以及人为的约束,在法令禁绝、政策围堵中前行,也显示了票号内在的信用与品牌力量。如广东省和粤海关、浙江省和浙海关等一些省关之所以长期坚持要交票号汇兑,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财政拮据,税收短绌,支大于收,财政亏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项,就必须向票号借垫,如果停止汇兑,票号不予垫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饷。票号的汇兑中实际内含了垫付与放款功能,票号符合银行业内在规律的信用保障与创造功能适应了清朝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是官款汇兑禁而不止的内在动力。

  早在咸丰皇帝为筹措太平天国经费而大开卖官捐纳时,票号就已经开始与捐官者和卖官者建立了联系,成为政府筹饷机关,与官僚、政府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票号支垫并汇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经费后,更受政府青睐,未待慈禧回銮,顺天府和都察院就咨会山西巡抚催票号返京复业,并进而承揽了各地庚子赔款的收解汇兑业务,还负责划解外商汇丰银行。各地分摊的赔款在不能按时上解时,就请票号垫汇。交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23个,达到39个之多。18941911年票号承汇公款141864475两,并且主要是汇往上海的外国银行,票号从中获得巨利。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为商品经济服务的,但随着与官府的业务联系与关系密切,票号将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为国内工商业服务转向通过结纳权贵,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它的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不看在眼里,以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在票号发生、发展、衰退的两个世纪间,随着工商业与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票、银票、纸币等金融工具大量创立,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代用货币或准信用货币时代,并愈来愈成为一种量化的计量符号和价值符号,成为需要以国家与银行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信用货币。银行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政府对票号等银行机构的法制监管日益成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银行通行则例》、《通用银票暂行章程》与银钱行号抽查章程等法规、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符合银行信用规律的,它使中国的信用与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1]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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